先說個感想。

簡單看了看前面的回答，基本上都是地富反壞右黑五類后代。證明我之前的一個判斷是對的：在改革開放后迅速成為新時期精英群體的，基本上還是49年之前的地富反壞右，也就是精英階層的的后代。當然，也要加上革命過程中涌現出來的政治、軍事和文化精英。雖然他們在革命前可能也在社會下層，但革命的過程給了他們實現向上的階層流動的機會。

雖然土改打破了他們的經濟制度支柱，但長期的文化積累已經變成了社會資本，短期內是無法打破的，需要經過幾代人持續不斷的努力，才能徹底打破。這也是文革之所以為文革的原因。可惜這個過程沒有完成就半途而廢了。

這里說地富反壞右沒有惡意，也不是貶義，只是用一個習慣性的概括說法，實際上也就是49年之前的精英階層。

新中國對這個群體的警惕和各種限制，其實恰恰表明這個群體是能夠威脅到新中國的根本宗旨和發展方向的。反過來，也正是通過對這個舊社會的精英階層的警惕和限制，表明這個新生的國家站在舊社會被壓迫、被剝削和被統治的廣大人民一邊，是為他們而存在的。

再回到原問題，對土改如何評價？

土改在今天的含義是很明確的，也就是剝奪地主的土地，平均分配土地。土改的必要性前面很多人已經談過了，這里不再多談。只提一個簡單的事實，這是孫中山早就提出的主張，平均地權，地利共享。用我朝建國后的說法，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這是新民主主義革命也就是資產階級革命就應該完成的歷史任務。只是因為我國的資產階級不夠強大，沒有能力領導革命，所以只能讓無產階級革命來完成這個過程。

關于土改的意義，前面也已經有很多人提到了很多方面，但政治上的意義，尤其是對整個農村基層社會組織體系的重構，以前的研究是不夠重視的，我在這里簡單談談。

所謂封建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權，并不只是經濟上的，同時也包括一整套政治、社會和文化上的權力關系，將整個社會的人分成兩個階層，一邊是壓迫、剝削和統治者，另一邊是被壓迫、被剝削和被統治。統治者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經濟上，文化上，都是完全居于支配和統治地位的，而被統治者則完全是被支配和被統治的。

為什么傳統上經常說，皇權不下縣？其實不是皇權不想下到縣以下的基層，而是做不到。所以，在皇權時代，地主階級就代替皇權維持封建國家統治體系。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地主不僅收租，向國家納稅，實際上很多時候也是由一部分地主承擔著向自耕農收稅的職責。這也就是地主階級的政治特權，也可以說明為什么傳統的封建社會的國家代表地主階級的利益。

這一點只要看看今天的情況就知道，其實只要看看這個問題下面的回答也就知道了。在說土改如何不好的都是地富反壞右的后代，在為土改辯護的大多數其實也是地富反壞右的后代，而當年在土改中獲益的人，也就是建國前八輩子貧下中農的人，在這里是看不到的。為什么呢？因為他們沒有話語權。

別說網絡時代是天然自由民主的，每個人都有平等的發言的權利和機會。這是一句正確的廢話。權利只是說你可以這么做，但你能不能這么做，能不能把這個權利變現，這是能力，這不是法律規定可以做到的，需要許多條件。

就比如在這里發言，討論和評價土改，理論上當然地富反壞右和貧下中農的后代都可以發言。但要討論這個問題，首先是要有能夠用文字充分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意見的能力，其次是必須具備相關的理論和歷史及其它方面的知識。知乎上更是絕大多數能夠發言的人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這對當年的貧下中農的后代來說，就已經是一個很高的門檻了。

為什么呢？因為改革開放，尤其是恢復高考之后，獲利最直接的仍然是地富反壞右的后代，以及在革命和新中國成為新精英的子女，當年的貧下中農的子弟，絕大多數并沒有機會獲利，他們只能在中學乃至小學畢業之后，就去珠三角、長三角打工，或者在農村務農。他們根本沒有機會和能力來討論這個問題。

新中國之為新中國，而不是國民政府，就是他的任務不止是完成新民主主義任務，而是要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他的最終目標是大家都知道的，共產主義。這就是說，新中國的土改，終點必然不會是耕者有其田，而是要建立社會主義的土地集體所有制。

土改之前，土地就是集中的。土地集中不是問題，社會主義也是要集中土地的。這是國家從農業國向工業國轉型的必然結果。不僅是因為工業需要勞動力，也是因為農業也要實現工業化生產，只有集中了才能做到。所以，土地集中的社會主義改造早晚要來，土改后一家一戶平均分配土地的狀況只是一個中間階段。

問題是剩余價值分配和占有的問題。地主個人占有全部土地剩余價值，這是封建地主所有制。集體占有，這是集體所有制。集體所有制意味著，這個剩余價值將用于造福于集體中每一個人的事業。比如說，普及教育，基礎的醫療保障，住房，實際上是這個集體中的每一個人的生老病死。

土改的重要作用在于，打碎延續兩千年的封建地主所有制，不光是剝奪了地主的土地，也剝奪了他們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上的特權，讓他們和勞動人民平等了。這只是第一階段。而在社會主義改造之后，農村基層的組織體系也被改造了。

取代原來的地主階級在農村的領導權的是新生的從國家直插下來的組織管理體系，比如村委會、黨支部、貧協、婦聯、民兵組織等。通過這套新的基層組織和管理體系，每一個農民都被組織進了這個龐大的國家機器，而在這個體系里，每個人都是平等的一份子，不會因為你曾經是地主，就享有特權。

當然，精英階層是一個客觀存在。雖然在經濟和政治制度上已經取消了他們的特權，但他們擁有的文化資本是無法被取消的。而且，在實際操作中，這些被剝奪了政治和經濟特權的精英仍然能夠在農村新成立的集體組織中利用他們在文化、教育、管理、經營等方面的能力，來發揮重要作用。與之前的區別在于，他們用他們自己的文化資本不只是為自己個人牟取私利，而是用來為集體謀福利。

在這個意義上，如果只是只是到土改為止，精英階層很快就可以利用他們的文化資本來迅速重建自己在鄉村社會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優勢地位，只要基層黨組織和群眾組織稍微松懈，他們就可以迅速填補這個權力空白，重新成為基層社會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上的統治者。

正是集體化對他們的約束和限制，才迫使他們不得不將自己的才能用于為集體利益服務。而一旦集體瓦解，他們的文化資本就會迅速變成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資本。實際上，1978年以來的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所以說，土改的重要意義之前的研究和認識其實還是不夠的，尤其是對基層社會組織網絡體系的重構，這是對后來影響極大的事情。而土地從平均分配，到建立集體所有制，再到包產到戶，這個過程也是消滅階級，走向共同富裕，放棄共同富裕目標，重新出現貧富分化、階層分化乃至階級固化的過程。

(責任編輯：村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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